曹煌春

曹煌春陪学生在净坑书屋阅读书籍。

四月的吉安县万福镇净坑村，稻田里的禾苗长得正好。71岁的曹煌春蹲在净坑书屋的木架前，爱不释手地抚摸着新上架的书籍。
这39年里，他攒下6万册书，把自家的房子腾成了书屋，硬生生在山坳里种出了一棵旁人拔不走的“文化树”。
村里人说，曹老师的书是“朝田埂开的”：娃们在里面读童话，汉子们在里面翻脐橙修枝的法子……
新盖瓦房做书屋
1973年曹煌春高中毕业时，县城工厂的招工通知已经递到了手里，他捏着通知书在村小学的土坯房门口站了一下午，看着里面娃们光着脚趴在木桌上写字，转头就跟公社说：“我留下当老师。”
这一留就是42年。20世纪80年代的暑假最让他揪心：娃们要么在田埂上疯跑，要么结伴去河边摸鱼，每年都有溺水的消息传到村里；更让他放不下的是那些留守儿童，父母在外打工，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娃见了人就往门后躲，连句整话都说不利索。
“得有个地方把娃们拢住。”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，他刚盖好三间新瓦房，全家人还没来得及搬进去。1987年的夏天，他把铺盖卷搬到了隔壁的老柴房，自己动手打了三个木书架，搭乘别人的拖拉机去了三趟县城，把攒下的工资换成了2000册旧书，往书架上一摆，“净坑书屋”就这么开了张。
那时候他一个月工资才32元，为了买书，身上的衬衫洗得领口发白也舍不得换，连给孩子买衣服的钱都要抠出来一半存着买书。妻子跟他闹过脾气：“别人盖新房是给家人住，你倒好，给书住。”他嘿嘿笑着不说话，等晚上娃们挤在书屋门口扒着门框看书的时候，拉着妻子去看：“你看这些娃的眼睛，亮得很。”
现在村里三十多岁的年轻人，提起当年的书屋还能说出细节：夏天的吊扇吱呀转着，曹老师在门口摆个大茶缸，谁渴了自己舀着喝，没人催你买书，也没人赶你走。有的孩子在书屋看一下午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连妈妈喊回家吃饭都听不见。每逢假期，曹煌春还在书屋开“假日课堂”，辅导作业，教娃们给在外打工的父母写信，讲他在县城里见过的高楼、火车。以前满山跑的野小子，一进书屋就静了下来，只有翻书的声音，像春雨落在树叶上。
六万藏书润民风
39年过去，书屋的书架换了三批，藏书从2000册涨到了6万册，政治、法律、农业科技、少儿读物等十几个品类，整整齐齐排满了三面墙。曹煌春打造的书屋越来越受欢迎，不仅娃爱来，扛着锄头的汉子们农闲时也爱往这钻。
他摸得准村里人要啥：开春种脐橙的时候，他把《柑橘病虫害防治》摆到门口最显眼的地方；有人要养土鸡，他早早把家禽防疫的书翻出来折好页；甚至连婆媳闹矛盾，他也能找出几本讲家庭关系的书递过去：“你看人家是怎么相处的。”
前几年村民罗木生想种井冈蜜柚，摸着石头过河总赔本，曹煌春给他抱了三本种柚的书，让他揣在兜里没事就翻。罗木生照着书里的法子修枝、施肥，挂果的第一年卖了9万多元，现在逢人就说：“曹老师这书，比我请个专家还管用。”
退休后的曹煌春更忙了。他当起了镇里的关工委副主任，走家串户摸留守儿童的底，谁家娃没人接，谁家孩子打架了，他都记在小本子上；他翻了三个月的县志，把革命烈士罗石冰的事迹整理成小故事，在书屋开起“红色讲堂”，给娃讲以前的人是怎么为了好日子拼命的。
这些年他拿了不少奖：“中国好人”、首届“感动吉安”新闻人物、优秀共产党员，领奖的时候他还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衬衫，站在台上说：“我没做啥大事，就是在生我养我的地方，给大家搭了个看书的地方，这就够幸福的了。”
书灯照亮远行路
曹煌春的39年，从来不是一个人扛。这几年吉安县的农家书屋扶持政策，实实在在给净坑书屋松了绑：
县里每年统筹资金采购新书，重点向基层书屋倾斜，近两年就给净坑书屋补了近千册少儿读物和农技书，再也不用曹煌春抠着工资买书；推行“农家书屋+文明实践”模式后，县里给书屋换了新书架、新桌椅，对接大学生支教、农技专家宣讲的资源，还定期给曹煌春做图书管理培训，书屋从“藏书的地方”变成了全村的文化阵地；县域图书借阅系统打通了，净坑书屋和县城图书馆、乡镇学校通借通还，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借到以前只有城里孩子能看的绘本。
现在每年都有爱心企业、公益组织来捐图书和设备，县里还给运营好的农家书屋发运营补贴。
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：39年，6万册书，平均每天要添4本。这些书有的是他早年省吃俭用买的，有的是政策配送的，有的是爱心人士捐的，每一本他都亲手擦过、分类、登记，书脊上的标签贴得整整齐齐，就像他带过的一届又一届学生。
如今的净坑村，不少从书屋走出去的孩子考上了大学，还有的毕业回村创业。
傍晚的风又吹过书屋，窗外的稻田翻着绿浪，屋里的娃捧着童话书笑出了声。曹煌春坐在门口的竹椅上，看着满屋子暖黄的灯光，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他守了39年的书屋，是山村里最亮的光，照着一代又一代人，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。

文/曹孝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