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吉安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中，康念祥的经历格外特殊。长征出发前十天，他奉命担任博古同志的警卫员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保管象征党的最高权力的两个铁皮箱，他也因此被博古风趣地称为“掌玺大臣”。长征途中，枪林弹雨、跋山涉水，他时刻守护着这份重担，践行了一名红军战士的赤胆忠诚。
从长工到红军战士
1910年2月，康念祥出生于吉安县敦厚镇禾埠康家村。村庄地处禾水与赣江交汇处，水患频发，十年九涝。康念祥祖上几代务农，家境贫寒。父亲因染上赌博恶习而常年离家不归，全家生活靠母亲苦苦支撑。迫于生计，两个姐姐早早被送去当童养媳，康念祥自幼饱尝底层百姓的辛酸。
16岁那年，母亲因病离世，康念祥从此孤苦无依，被迫给地主家做长工。他勤劳肯干，力气很大，却因没读过书，长期被地主蒙蔽。地主为长久奴役他，刻意隔绝他与外界接触，让他在闭塞的环境里埋头苦干、麻木度日。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四年。
土地革命的浩大声势遍及吉安城乡，也改变了康念祥的人生轨迹。康家村距吉安城不远，1930年间，红军与地方武装多次经过这里发动攻打吉安的战斗。一开始，康念祥只是好奇：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队伍？这一年十月，九打吉安取得胜利，红军宣传队来到康家村扩红，告诉大家：“穷苦的劳动农民弟兄们，大家都来参加红军吧，我们一起来推翻国民党地主阶级的统治，建立工农兵的红色政权。”时年20岁的康念祥深受触动，他冲破地主的重重阻拦，与村里数位青年一同报名参加红军，乡亲们敲锣打鼓为他们送行。
踏入红军队伍的那一刻，他第一次感受到平等与尊严：大家有饭同吃，干部与战士穿一样的土布军衣，打仗时干部冲锋在前、牺牲在前。他回忆当时的感受：“一切都是新鲜的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觉得自己有了人格，有了尊严。”
康念祥先是分配在地方红军的吉安儒林区中队，两个月后随队编入红二十军，任军部通讯员。红二十军被撤番后，他先后转入红十二军、红一军团保卫局警卫连，随队参加中央苏区反“围剿”斗争。战火淬炼了他的意志，也练就了过硬的军事本领。由于身高一米八有余、体格魁梧，战友们亲切地称他为“大个子”。
荣膺“掌玺大臣”
1934年8月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陷入绝境。一天清晨，连长对正在训练中的康念祥说：“大个子，马上出发去瑞金中华苏维埃国家保卫局报到，有重要任务。”
康念祥不敢怠慢，日夜兼程百余里赶到瑞金。谁料刚到驻地，他竟莫名被当作“特务”遭到捆绑审讯。他始终坚定地申辩：“我是贫苦出身，家里三代都是贫苦农民。我参加红军，是一名战士，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”直至被押到河边，枪口对准他胸膛依旧不肯屈从。就在此时，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宣布：“康念祥，你是个好战士，经受住了考验，现在马上去国家保卫局报到，参加警卫训练。”这场惊心动魄的审问，原来是一场对忠诚的严苛考验。
经过一个多月密训，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，康念祥被分配给博古同志做警卫员。10月1日，邓发亲自带他到党中央驻地的瑞金云石山报到。博古见康念祥身材高大、沉稳干练，十分满意。此时，距离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仅剩十天。
这一年的康念祥24岁，而博古也仅比他大三岁。起初，康念祥称呼博古为“首长”，但博古感到不习惯，对康念祥等警卫员说：“以后你们叫我博古或博古同志吧，不要老叫首长。”大家就这样叫开了，彼此也更加亲近。
按照规定，博古配有四名警卫员。康念祥的任务是负责保管一匹马驮的挑子及行李，以及照顾博古生活起居。这副挑子装着两只铁皮箱，里面有党中央的几颗印章、重要文件和党的经费，重量虽只有50斤左右，但却是一副“千斤重担”。
博古对康念祥说：“小康，这个挑子很重，但是你一定要保管好，国外有一种官叫掌玺大臣，现在你成了掌玺大臣。以后先照顾好挑子，再来照顾我，我排第二。”康念祥问什么是“掌玺大臣”，博古笑着解释：“掌玺大臣就是执掌印章的官，我们红军还没有设置这样的官位。”
康念祥牢记嘱托，行军时他牵马驮着挑子，宿营时挑到驻地，夜晚放置在博古的房间，遇到特殊情况就挑着行军。他在《自传》里写道：“重要文件、图章和装公家金条的箱子均由我保管，没有发生过差错。”
遵义会议上，博古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。1935年2月初，中央纵队抵达云贵川交界的一个称“鸡鸣三省”的村子，党中央在此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。深夜，周恩来前来与博古交谈。最终，博古坦言：“局势已经定了，不好再讲什么了，中央的挑子还是交出去的。中央已经决定了，我们应该服从和执行。”
随后，博古吩咐康念祥将挑子移交给张闻天的警卫员。交接仪式很简单，他向张闻天和警卫员简单说明：“这是文件，这是金条，这是印鉴。”
随着皮箱的交接，康念祥“掌玺大臣”的职务也随之“卸任”。起初他有些失落与惘然，直至日后听到遵义会议的报告，知晓中央人事调整的缘由，再看博古顾全大局、坦然让位的胸襟，他心中的郁结才释怀，由衷敬佩党中央的英明抉择。
坚决跟着部队走
虽卸下保管铁皮箱的重任，康念祥依旧尽心照顾博古。博古曾说：“要不是康念祥在长征中照顾了我，我几乎走不出长征。”
在险恶环境和困难时刻，博古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“要相信革命力量是大的”，以勉励身边的战士，这让康念祥更坚定了革命信念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部队走的地方越多，而且离家更远了，想家也没办法回去，所以后期的思想就转为坚决跟着部队走。”
博古高度近视，他见康念祥没文化，十分惋惜，对他说：“你看我的眼睛多么不好，离开眼镜就什么都看不清了，你有一双好眼睛，却没有好好使用，眼睛不光是用来看东西的，它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学习。我看你是个好同志，不识字，没有文化怎么行？未来的革命路程还很远，从现在起，我有空就教你学认几个字吧。”说完，便手把手教他写“康念祥”三个字。
长征途中经历过无数次生死离别，警卫班长罗正基在过草地时，由于劳累过度、无粮充饥而倒下不起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博古一向体质较差，加上饥寒交迫，身体衰弱，走得很慢。康念祥总是搀扶着他一起走，并肩爬雪山、过草地。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
到达陕北后，党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员大多被派往红军学校学习。博古对康念祥说：“小康，我本是不想让你去红军学校的，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大变化，全国都在抗日，你是很好的同志，应该到抗日最重要的地方去，再把你留下来，我就太自私了，你各方面都很好，就是文化太低，去学习一些文化和军事，会对你很有好处的，将来学成归来，你的担子就会更重。”临别时，博古送他两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。
从瑞金出发长征到陕北，康念祥与博古朝夕相处15个月，是四名警卫员中唯一走完长征的。此后，他历任连长、营长、团长等职，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、广东佛山军分区司令员等职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。晚年的康念祥多次回忆与博古生死与共的长征岁月，以及博古对他的鞭策与教诲。这段经历，成为他革命生涯中永不磨灭的印记。
文/曹小淦
